植德家事财富 | 婚内分财诉讼,是真的维权利器还是诉讼策略?——民法典1066条:一扇窄门的正确打开方式
2026.10.20 | 作者:桂芳芳 阮新怡 | 来源:植德律师事务所
 

引言

 

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情景下,有部分夫妻离婚原因是夫妻一方希望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尽管夫妻感情尚未达到完全破裂的程度,但不得不选择通过离婚来分财,或者诉讼离婚需要一段时间,但财产分割又迫在眉睫。

 

民法典新设计了婚内分财制度(民法典1066条),我们检索到上海法院“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案件文书共67条记录,其中作出实体判决的仅7件,而判决支持原告诉请的仅1件。司法实践以维系家庭稳定为由严格限制婚内分财,以“不允许分割为原则,允许分割为例外”,故婚内分财的门槛往往很高。

 

本文将探究以“不允许分割为原则,允许分割为例外”真的保护了婚姻吗?到底什么在摧毁婚姻?是婚内分财本身,还是财产争议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

 

 

一、我们认为以“不允许分割为原则”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前提上,而这些前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相应的法律规定和适用也应做出调整。

 

第一个前提: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在过去,家庭的核心功能是共同生产,但在双职工家庭成为绝对主流的今天,配偶双方财产各自拥掌控”。一方转移、隐匿财产非常容易,“共同所有”可能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第二个前提:离婚是社会禁忌。在过去离婚的门槛极高,限制婚内分财,相当于把财产争议“堵”在婚姻内部。但在离婚已经成为相对普遍的社会现象的今天,“堵”的策略已经失效。对于大量“因财而离”的夫妻而言,离婚并不是感情破裂的自然结果,而是财产争议得不到解决的被迫选择。

 

第三个前提:女性经济依附于男性。在过去分割财产会剥夺家庭主妇的生活来源,但今天已不成立。在大量婚内分财案件中,提出诉请的恰恰是女性一方——她们不是要分走家庭财产,而是要阻止配偶对共同财产的单方处置。对她们而言,民法典1066条的意义不是“分家”,而是“止损”。

 

 

二、经过案例检索,我们发现婚内分财案被法院驳回后,婚姻并没有被挽救。同时对比其他三个大陆法系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发现婚内财产边界的清晰化,并不必然破坏婚姻的稳定性。

(一)我们检索被驳回的案件中,大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已经提起过或即将提起离婚诉讼。法院驳回婚内分财诉请时最常用的逻辑是“可在离婚程序中依法处理”——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你想要财产正义?你需要先付出一场离婚的代价。较典型的案例如:卢昌国诉陈旦凤婚内分财案((2023)沪0112民初19343号),闵行法院。案件事实显示,双方于一九八七年结婚,女方曾两次起诉离婚均未果——第一次被判决驳回,第二次自行撤诉。二零二一年女方患结肠癌,经与男方协商售房用于治疗。法院认定售房款用于合理医疗支出,不构成严重损害共同财产利益,驳回诉请。而判决的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原告坚持要分割的,可以通过离婚诉讼的方式解决。”法官几乎是在暗示:回去吧,去离个婚再来。

 

(二)对比其他三个大陆法系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发现婚内财产边界的清晰化,并不必然破坏婚姻的稳定性。如德国:增益共同制。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一千三百六十三条以下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各自保留其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各自的财产不成为共同财产。瑞士:所得参与制。 《瑞士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以下规定,夫妻财产分为“固有财产”和“所得财产”两类。前者包括婚前财产和婚内继承、赠与所得,归各自所有;后者包括婚内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金,虽为共同财产,但离婚时才进行均分。法国:所得共同制。这是最接近中国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制度。但《法国民法典》规定了一个关键差异——在“司法别居”(séparation de corps)程序中,法院可以裁定提前分割共同财产,而司法别居并不等同于离婚。

 

事实上,当夫妻双方对财产的归属、管理和处分都有明确的预期,“猜忌”和“争夺”的空间反而更小。德国的增益共同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几乎实现了最彻底的“婚内分别财产制”,但德国的离婚率并未因此比中国更高。德国、瑞士、法国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财产清晰不需要等到离婚那一天。在婚姻内部解决财产争议,是可行的、常态化的、甚至可以巩固婚姻的。

 

 

三、律师观点

(一)司法实践要求“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才能触发婚内分财,这个门槛过高,导致财产争议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

 

从上海的多件案件的实体判决来看,法院的标准极其苛刻:要求同时满足“对方有明确的处置行为”+“行为造成了实际的严重损害”+“原告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周学清案中,女方指出男方股票账户有一千余万元的资产未告知——这在任何意义上都应算作“隐匿”——但法院以双方已签订协议为由,不予认定。在谢某案中,丈夫擅自抵押共有房屋、房屋被司法查封——行为已经导致了查封——但法院仍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

 

这个门槛的实质问题是:它要求受害方在“损害已经不可挽回”的时候才能起诉,而不是在“损害正在发生”的时候就能阻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六条关于网络直播打赏构成“挥霍”的认定标准——“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对于“严重损害”的认定,可以更多地从“行为性质和规模”而非“结果严重性”来进行判断。

 

(二)婚内分财案可以引入婚内财产申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修订)第六十七条规定:“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向人民法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进步。但它的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定于“离婚诉讼期间”。

 

试想,如果这一制度能够前移至婚内分财案件中——当一方提出合理怀疑时,法院就可以责令双方申报财产,它不需要进行任何分割,也不破坏共有关系,只是让双方对“我们到底有多少财产”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而这一点,恰恰是大量婚姻财产纠纷的根源:不是不愿意分,而是根本不知道有哪些财产。也许在婚内分财案中查清全部财产状况,双方可以坐下来重新协商一份公平的协议,而不是在离婚纠纷里争。

 

(三)婚内分财案也许可以走“确认”而非“分割”的中间道路

 

婚内分财不一定要走“给付之诉”的路线,也可以走“确认之诉”。确认某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分割它,只是确认它。这种路径的对抗性更弱,对婚姻的伤害更小。一个配偶把隐秘账户曝光出来、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产确认为双方共有——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婚姻信任的一次重建。

 

(四)婚内分财案也可作为诉讼策略使用

 

当前中国的民事诉讼框架下,“确认之诉”在婚内财产领域的适用空间还非常有限。但当双方的诉求从“我要分走多少”转变为“我们有什么”时,调解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可以更妥善地化解双方纠纷。

 

 

结语

我们对婚内分财的理解,还停留在“分财等于拆家”的旧范式里,在一个人均双职工、财产形态日益复杂、个人财产意识日益觉醒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再是更严格地守住“不允许分割为原则”的大门,而是重新想象婚内财产关系的可能性。如果一个公正的财产分割——或者哪怕仅仅是一次诚实的财产申报——能挽救一段婚姻,那么法官手中那份驳回诉请的裁定,就不是在保护婚姻。故不是分财拆散了婚姻,是不让分财,才拆散了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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