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施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合称“三资企业法”）同时废止。在此之前，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一套区别于内资企业的特别规则，例如，合资合同和章程经批准方生效[1]、转股或解散等重大事项亦须经审批[2]、董事会是合资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3]。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统一适用《公司法》[4]，同时，根据《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为五年过渡期，合资企业可以保留原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但自2025年1月1日起，过渡期届满，未完成组织形式、组织机构调整并办理变更登记的存量外商投资企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其申请的其他登记事项，并将相关情形予以公示。
而今，《外商投资法》第四十二条及其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过渡期已届满近两年。对于至今仍未按照《公司法》完成调整的企业，三资企业法时代的治理安排可能成为外资退出的障碍，引发一些纯内资企业退出中并不存在的困难与争议。本文作者拟结合其实操的项目经验，引出外资退出区别于纯内资企业退出的特殊困难，提示尚未完成治理结构调整的存量合资企业予以重视。
就退出路径本身而言，外资退出合资企业的方式与纯内资企业并无二致，大体可分为三种：其一，股权转让，包括向中方对内转让与向第三方对外转让；其二，减少注册资本，即外方股东通过公司定向减资的方式退出；其三，解散清算。这些退出路径虽然与纯内资企业的退出路径相同，但是走起来的难度却大不相同。外资股东在退出时需要处理一系列纯内资企业股东不会面临的问题。以下分述之。
（一）转股或定向减资路径与外汇登记制度的衔接
对于内资股东而言，股权转让可以约定先收钱、再变更，付款与变更登记的先后可由买卖双方灵活调整；而对于拟退出的外资股东而言，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却嵌套在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框架之内：境内受让方对外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须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税务申报、外商投资（FDI）外汇变更登记[5]为前提。对于通过定向减资退出公司的外资股东而言，亦是如此。这意味着外方在交易顺序上几乎必然处于“先变更、后收款”的地位：完成变更登记后，外方即丧失股东身份，而价款能否顺利支付，还取决于受让方能否完成外汇登记及税务申报手续。一旦受让方在登记完成后拖延或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外方面临“钱股两空”的被动局面。因此，外资退出的交易文件中，价款支付安排须作特别设计，以防范外方先行履行后对方违约的风险，常见做法包括：引入监管账户，将价款先行存入双方共管或由单方监管的银行账户，付款与变更登记节点挂钩；要求受让方提供付款担保；设置高额违约金。同时，需要提醒的是，银行可能会要求提供审计报告，以证明股权转让价格公允；也可能对监管账户内款项的支取设置更严格的条件，例如要求提供标的公司加盖鲜章的更新后营业执照复印件等需要对方配合的材料。因此，交易文件中有必要设置交易相对方在工商变更后的配合义务。
（二）董事会中心的治理结构为退出程序施加的障碍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而根据三资企业法的规定，董事会才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三资企业法虽已废止，但依照三资企业法制定且尚未根据新法调整的章程并不当然失效，当股东难以就组织机构调整形成一致决议时，原章程约定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如何衔接，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例如，根据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外商投资法〉实施五年过渡期即将到期相关工作的通知》（苏市监管行审函〔2024〕2号）的规定，公司根据《公司法》调整组织机构时，应由原权力机构做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权力机构调整为股东会（股东）之后，再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形成决议（决定）产生新的组织机构；广州黄埔法院在（2022）粤0112民初14665号判决中则认为：“在五年过渡期内，尚未设立股东会及在章程中规定股东会召集表决等相关程序，故案涉股东会决议成立要件的判断可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并未将原权力机构的决议作为依据《公司法》调整组织机构的前提。
承前所述，修改章程是转让股权、减资等后续一切变更登记的前提，而依原章程，修改章程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此外，合资企业的公章、营业执照多由中方掌握，变更股东名册、签署登记文件、配合工商申报，每一环都离不开公司方面的配合。外方如依章程享有的董事提名权，在双方交恶后亦难以实际行使；新任董事的选举与备案同样受制于公司及对方。所以，治理结构调整宜在双方关系尚可、尚无退出争议时先行完成；一旦谈判破裂，修改章程本身就会成为中方手中最廉价而有效的筹码。
（三）公司解散的法院管辖权与合资经营合同中争议解决条款的并存
三资企业法时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设立以合资经营合同报经审批机关批准为前提。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合资经营合同可以约定争议由仲裁机构仲裁，实践中经审批的合资经营合同也普遍订有仲裁条款，其中不乏违约责任、合同解除等约定[6]。
如果合资经营合同订有仲裁条款，当股东失和、一方股东希望解散公司时，就会面临主张对方违约责任、解除合资经营合同与申请解散公司相互交叉的问题。根据人民法院案例库2026年7月28日入库的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10-2-315-001），股东的仲裁合意不能约束公司，解散纠纷亦不具备可仲裁性。因此，公司解散问题应由法院处理，而股东之间的违约责任问题属于仲裁合意的范围，仍须依合资经营合同的仲裁条款解决。因此，退出方在启动程序前，需要评估两条程序的路径差异、时间成本与相互影响，并通盘设计程序次序。例如，仲裁程序对违约事实的认定可能影响解散之诉，两条程序并行时的先后安排亦需统筹考量。
（四）其他实践中的或有障碍
外资退出在实践中还可能遭遇诸多视个案情况而存在的或有障碍。例如，在地方招商引资背景下，合资企业或彼时拟设立该企业的股东往往与地方政府签署投资协议，其中可能包含股权转让的限制性条款，如约定自公司设立之日起若干年内不得对外转让股权。在清理完毕该等条款之前，股权受让方可能不愿意受让相应股权；另外，外资股东可能不深度介入合资企业的日常经营，退出时，外方因不掌握公司的一手财务信息，对真实资产状况缺乏了解，退出定价无从谈起。此时，外方可能不得不先通过知情权之诉了解公司的真实财务情况，再推进后续的退出安排。
三资企业法时代的特殊制度设计，可能使股东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退出受阻。《外商投资法》的五年过渡期已经届满，但外资股东退出面临的限制仍须妥为留意。对于拟退出的外资方而言，退出规划宜早不宜迟，预案宜全不宜省。
[1]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三条。
[2]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九十条。
[3]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一条。
[5] 《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4年版）》。
[6]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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